苏轼《墨宝堂记》

苏轼
原文：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饮食，华衣服，好声色而已。有人焉自以为高而笑之弹琴奕棋蓄古法书图画客至出而夸观之自以为至矣。则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见于后世者，以有言语文章也，是恶足好？”而豪杰之士，又相与笑之。以为士当以功名闻于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见于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为也。而其所谓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于伊、吕、稷、契之所营，刘、项、汤、武之所争，极矣。而或者犹未免乎笑曰：“是区区者曾何足言，而许由②辞之以为难，孔丘知之以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岂有既乎？ 
    士方志于其所欲得，虽小物，有弃躯忘亲而驰之者。故有好书而不得其法，则拊心呕血，几死而仅存，至于剖冢斫棺而求之。是岂有声、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乐之也，虽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 
    毗陵人张君希元，家世好书，所蓄古今人遗迹至多，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属余为记。余，蜀人也，蜀之谚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出之于政，其费人岂特医者之比乎？今张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称其才，优游终岁，无所役其心智，则以书自娱。然以余观之，君岂久闲者，蓄极而通，必将大发之于政。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 
【注】①此文是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年）任杭州通判时，应张希元之请而作。②许由：尧舜时代的贤人。尧帝知其贤德，欲禅让君位于他，许由坚辞不就。③“则椎心”二句，据韦续《墨薮》载：“魏钟繇见蔡邕笔法于韦诞，自槌三日，胸尽青，因呕血。魏世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与。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而得之。” 

译文：
    世上的人共同爱好的东西，不外是美味的饮食，华丽的衣服，曼妙的声色罢了。有一个人，自以为高明，便嘲笑那样的生活，他弹琴下棋，收藏古代的书法绘画，有宾客来访，便拿出来夸耀观摩，自以为达到了至上的境界。但还是有人嘲笑他说：古代的人所以能够被后世所知晓，是因为有言语文章流传下来，琴棋书画的爱好又有什么意思？但对于这样的意见，豪杰志士也还是要嘲笑。他们认为士人应该以不朽的功名知闻于世，那种只说空话，而不能表现在行动上的做法，是不得已才那样做的。而所谓的功名，从才能只够担任一个普通官职，逐级上推，直到伊尹、吕尚、稷、契所经营的国事，刘邦、项羽、商汤、周武所争夺的大业，也就算到达顶峰了。但这种功名仍然免不了被嘲笑说：这种区区小事哪里值得一提，许由推辞帝王之位才是难能可贵的，孔子能够说王霸大业才算是博洽的。由此来看，世上的人互相嘲笑，还会有完吗？ 
    当士人正有志于他所想得到的东西时，即使是很小的事物，他也会不顾生命、忘记亲人而追求的。因此有的人爱好书法却又得不到时，就捶胸吐血，奄奄一息，甚至掘开坟墓、凿开棺材来得到它。这难道是声色嗅味可以改变人的性格吗？当他正喜好某物时，即使他自己也无法说出其中的体会，更何况别人呢！人们只因为自己不喜欢，就去嘲笑别人所喜欢的事物，就太过分了。 
    毗陵人张希元，家中世代爱好书法，收藏古往今来的墨宝非常丰富，他把这些都刊刻在石头上，建了一个屋子来珍藏着，并嘱咐我写一篇记文。我是四川人，四川有一句谚语说：“学习书法的人耗费纸张，学习医术的人耗费人命。”这句话虽然小，但可以用来比喻大事。世上有热衷于功名的人，将他从未经实践检验的学识，贸然地用在政事上，他对人命的伤害又岂是学医之人可以比拟的？如今张君有出众的才能，所处的地位低下却与其才不相符，终年逍遥，而无处施展他的雄心与智谋，只好通过书法来自我娱悦。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张君不是长久闲居的人，蕴蓄到了极点便能融会贯通，一定会在政治上有很大的作为。张君应该知道政治对人的伤害要超过医术，那么希望将我的话来作为鉴戒。 

苏轼《墨宝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