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曲阜孔庙成，成祖自撰碑文。

《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一九二“永乐十五年九月丁卯（十五日）”：“修孔子庙讫工。上亲制碑文刻石，其词曰：‘道原于天，而具于圣人。圣人者，继天立极而统斯道者也。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圣圣相传，一道而已。周公殁，又五百余年而生孔子，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贤于尧、舜，故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夫四时流行，化生万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参天地，赞化育，明王道，正彝伦，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得以尽其分与天，诚无间焉。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在当时之论如此，亘万世无敢有异辞焉。於乎！此孔子之道所以为盛也。天下后世之蒙其泽者，实与天地同，其义远矣。自孔子没于今千八百余年，其间道之隆替，与时陟降。遇大有为之君，克表章之，则其政治有足称者，若汉唐宋，致治之君可见已。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圣智，为天下君，武功告成，即兴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师以达天下，并建庙学，遍赐经籍，作养士类。仪文之备，超乎往昔。封孔子氏孙世袭衍圣公，秩视二品，世择一人为曲阜令，立学官教孔、颜、孟三氏子孙。尝幸太学释奠孔子，竭其严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缵承大统，丕法成宪，尚惟孔子之道，皇考之所以表章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阙里在焉，道统之系，实由于兹，而庙宇历久，渐见堕敝，弗称瞻仰。往命有司，撤其旧而新之，今兹毕工，宏邃壮观，庶称朕敬仰之意，俾凡观于斯者有所兴起，致力于圣贤之学，敦其本而去其末，将见天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材，以赞辅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于是深有所望焉。’遂书勒碑，树之于庙，并系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