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击鸣集》初成。

胡翰《击鸣集序》：“吴郡高季迪少有俊才，始余得其诗于金华，见之未尝不爱。及来京师，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谓《缶鸣集》者，阅之累日不已。合古、今体数百首，其事虽微，可以备史氏之惩劝，其辞则余之所欲模拟而莫之工者，铿锵振发而曲折窅如也。果何自而得之?方吴郡未人版籍，不幸为僧窃者据之，擅其利者十年矣，士于是时孰不苟升斗之禄以自活鬵釜间?季迪日与之处，曾不浼焉，顾乃率其铸类倡和乎山之崖、水之澨。取世俗之所不好者而好之，含毫伸牍，鸣声咿咿，及其得意，又自以为天下之乐率不足以易其乐焉，此其所得为何如哉?”王袆《击鸣集序》：“高季迪诗十二卷，凡为乐府、五七言、近古体九百三十七首。余为叙而评之曰：季迪之诗，俊逸而清丽，如秋空飞隼，盘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蕖，不假雕饰，翛然尘外。有君子之风焉。以余之所言，而余之所不言，从可知已。……洪武庚戌三月，翰林侍讲制金华王袆序。”谢徽《缶鸣集序》：“季迪之诗甚多，有《吹台集》《击鸣集》《凤台集》，凡为书几二千首。皆当世之儒先君子序其端。今年冬，予访之吴淞江上。季迪出其诗示予，盖取旧所集诸诗，益加删改，汇粹为一，总题曰《缶鸣集》。自古乐府歌行而下，至五七言诸体，得诗三百余篇，皆其精选。富矣哉！亦可谓不易矣！然是编也，特以今年庚戌冬而止。后有作，当别自为集。季迪不以余不肖，属余序之。庸敢叙诸编端以俟。季迪家姑苏，尝应召修《元史》，教西学弟子员，入翰林为编修，擢户部侍郎，赐归乡里云。洪武三年十二月既望，史官吴郡谢徽序。”